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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们这一代:七年级作家》

A蕙生活 来源:http://www.tyc2005.com 发布时间:2020-06-10

书名:我们这一代:七年级作家主编:宇文正、王盛弘作者:黄崇凯等26人出版社:麦田 出版日期:2016/12/01

《我们这一代:七年级作家》

(编按:本书为集结26名七年级作家以不同笔法试图屿社会对话,描绘七年级生处境的文学作品合集,书摘从中挑选两篇刊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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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穿行,在诉讼、防御与责任间〉

黄信恩

二〇〇七年我从医学院毕业。当身后出现了跟诊医学生,且全是八年级生,我才意识到,此刻,医院上线的,正是七年级大军。

当你住院(希望只是假设),有天深夜胸闷、冒冷汗,按了呼叫铃,来看你的不太可能是三、四年级生,少数是五年级生,部分是六年级生,但机率最高的是七年级生。

那本该是蓄势待发的。但人们说,这是一个崩坏、撤退与冷却的年代。

二〇〇〇年我刚进医学院,那时不流行「五大皆空」。迎新那天,我隐约听见隔桌学姊,说着招募五人的儿科住院医师,十五人竞逐;同桌学长说,他想走外科,特别是创伤科,他成就于碎裂肢体出院后的重组如初。那一年,我听见的是对五大科的壮志。同学说,这比较有当医生的感觉。

而后,一届届的学长姊毕业了。我们打听去向,学业顶尖者多以皮肤科为志愿;但仍有不少人选择五大科,在见习时,我看着他们主持会议,口条清晰,英语流利,在病房面临决策时,沉稳不失明快。他们深具责任感,没有下班的概念,只知病患有状况得处理到底。一段时间后,一则则消息传开,有人离开五大科,理由:生涯规画。其中有人还带了件不愉快的缠讼。

约莫此时,「防御性医疗」的概念四方飘蕩,外在局势已成形,内在信念鬆动着。这光景和初进医学院时已不同。

实习最后一个月,我来到心脏外科。负责的总医师R,给我一种「硕果仅存」的感觉,这和整形外科拥有多位总医师、住院医师的「瓜瓞绵绵」师徒族系很不一样。

R见我来,窃笑:「要好好abuse你!」

「Abuse」是行话,指所有杂事推给你、操你,日以继夜,无限度地。我知道这是玩笑,现在想来却荒凉。大刀小刀,R五天内至少四天上刀,过一种刀房、病房、加护病房的连线生活,就算下班,手机也得开着,让护理传报病患实况。工作其实从未停止,只是以另一种形式,延伸至私生活。

有次我们进了刀房,由于病患状况不稳定,就这样一路手术到中午、下午,然后天黑。

「学弟,先下刀吃饭吧。」R说。

手术仍在进行。饭后我又上刀。

「学弟,先回家吧。」R说,时约晚间八点。

我回到病房,补齐今日未竟之事,回家沖澡后便陷入昏睡。我不知道他后来几点下刀,但知道隔日他準时主持晨会。

毕业后等待服役前,我来到东部,参与T教授的手术团队。T,三年级生,任职于北部某医学院。

「退伍后,来台北找我吧。」有天他在刀房对我说。他还说,会把我训练到总医师,再退休回旧金山。

我谢谢T对我的看重。为了这看重,我踟蹰反覆,喜悦也折磨。或许因为个性倾于多虑,我害怕失误,无法承受手术台上几乎不能犯错的压力,后来并没去面试。

那段时间,T打过几通电话给我,知道我不会去台北,总说:「没关係,再考虑看看,想来随时和我说。」

后来我与T的关係就淡了。有天突然想起他,google去向,我愣了一会。那是一则判决,指出好几年前,某病患车祸,胸腔重创,当时非值班的T刚好来院探视病患,顺道被照会,之后接手。后来病患状况恶化,安排胸腔镜。T在术中将病患翻身,致颈椎骨折脱位,脊髓损伤,瘫痪,家属求偿近三千万。而后,法院认定T未注意颈椎可能受伤,判赔千万余元;刑事部分,则以业务过失致重伤害罪判刑五个月。

这些均是二手的媒体引述,我不清楚实情。但读了判决,内心相当複杂。我能理解身为病患家属,对家中全瘫病患日后遥遥的照护煎熬;但另一方面,当我想到T的热忱,最后被定罪,成为灰,为什幺当初要接手?可以拒绝吗?只因使命仍炽热,他不会踢皮球。

徒刑是巨大的羞辱。善意的出发点,最终与毒品、酒驾、黑心油等邪念繁衍的果,统称为犯罪。

而让人绝望的,是将善意曲解为恶意。

这是诉讼的年代。这也是滥诉与滥讼的年代。无餍的求偿。

大宗的、小桩的。人命的、权益的。甚至一句话,被侵犯了、受屈了、抹黑了,提告。

告,有时是捍卫底线,在撤退之前,为可能的胜算伸张、反扑。

我常听朋友转述这类的对话。

「头痛很久了,可以排电脑断层吗?」

「配合病史症状不需要,也不符合健保规範。」

「为什幺不符合?我规矩缴健保费,要个检查也被刁难,你能保证我脑中没长什幺吗?要是有,告你,告到底!」

又如咳嗽。

「我咳嗽三天,请照X光。」

「呼吸音正常。急性呼吸道感染,可再观察。」

「你不照X光,万一肺中有肿瘤,你要怎幺赔?」

有时,就医是要医师担保一件事,为那微乎其微却可能存在的或然率下注。然而头痛人多,咳嗽亦多,顾及有限资源与健保核删,岂能无条件开立检查?

而未到法律途径的,叫投诉。

L,七年级生,我的客运司机朋友。每天三趟车班,北部中部往返,一天就在车上过了。有回驾驶不停南崁的班次,不知情的乘客以为班班停南崁,要求下客,L坚拒,之后遭投诉:服务不周,态度恶劣;又有次从总站準时发车,一位乘客未上车。不久公司递来申诉函,请他回覆。

他守着规章,不容人情转圜,有稜有角,工作起来却也费力。

院长信箱、抱怨专线,投诉充斥在各行各业。正向来说是督促品质、高举正义,但浮滥了就流于会吵的有糖吃—伸张受屈的细节,模糊理亏的根本。

这些年,我们很习惯医院举办这类的演讲:「减少医纠从沟通做起」、「创造医病双赢的时代」。七年级医师踏进医院的那刻起,其实已是医病关係变迁后的年代。他们面对一种双向的医病关係,必须回应病患不一的期待:或获得所要的医疗、或索问一个症状解释、或验证自身的揣测。许多决策以前,必须沟通,分析利弊,这和早期医病间那种单向、专制、服从式的关係很不一样。

我想起外公曾吃一种抗血栓药,有天胃出血解黑便,仍虚弱地吃着。

「为什幺还吃?」

「医师没说可以停。」经历日治的他,对医师毕恭毕敬,有时回诊会送上几瓶日本买回的酒。几次药忘了吃,还带着罪恶感,向医师致歉;当他问了医师困惑多年的肤斑,医师没回答,仅以一条药膏带过,他就安静下来,不再追问。他是客气的。

他让我看见那个时代的医病光景。但事实上,七年级医师并不期待、也不习惯那样被捧高如皇的位置。他们不太会有架子,他们要的也只是一份职业上的尊重与体谅。

这些年,一班班的七年级医学生毕业了,陆续接受专科训练,「五大皆空」这词火红了;走在放榜后的补习街上,八年级的三类榜单,已非医学系独霸,牙医系纷纷追过医学系。血汗、过劳、挨告、总额,听见这些,看见这些,在政策摆布下,儘管他们抗议,最终还是安静返回岗位待命。

绝望、出走、崩坏,故事还在待续。但我知道,仍有许多一线医师、护理师、药师、放射师、医检师,守着医院边边角角,值班,交班,再值班。春节连假九天、清明补休一天、五一劳动节放假,他们哪管这些,那是另个世界的曆簿。班还是要轮,医疗不能停,想起病床边仍存有感激的微笑:「谢谢,辛苦了。」彷彿还是得继续下去。

有时我在夜里收到简讯:「要进刀房了!」当年大学朋友,如今成为妇产专科医师,假日里频繁支援台东、南投急诊。几个小时后,传来简讯:「剖腹产,双胞男婴。」我替她感到开心。

有时脸书上,当年的同学,如今成为内科主治医师,抱怨支援急诊时,在不知情下,被病患家属录影、录音,并咆哮将请高层关切、诉诸媒体。但他抱怨后,又回归工作。

有时我看见客运司机L的脸书打卡:睏,来去睡,在台北市。我知道他平安将乘客载抵台北,明早又得载客南下。

这社会习惯检视七年级生的抗压、22K、啃老、纵乐。七年级或许有人还带着生嫩,但七年级也有很多人已在社会放了责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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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旧镇消息〉

翟翱

后山是岛中孤岛,关于岛的想像同物资藉着蜿蜒难行的苏花公路,迟缓且逢雨便断的进入此地人的脑海。关于岛的种种不过昨日之梦,此地人翻个身,说忘就忘。更不必言位花莲南部、自市区出发仍需一小时车程的玉里,一个无事而停滞的时空。我的家乡。我的童年。

唯一的例外是某年花莲县长选举,民进党的游盈隆—花莲父老口中的砲灰弃子—到玉里国小造势。瞒着父母前往。週五作夜市之用的玉里国小周边插满绿旗。不知政治何物,看台上台下那般声嘶力竭的呼喊,竟也莫名感动。回到家,收起无以名之的心情,看爸妈奚落游盈隆,陪笑且作无知状,虽然本来就无知得很。丰饶绿海,在选后枯萎。此后週五再去夜市,踏在国小半死的草地上,心中有股凄凉,但不知为谁,大概是因着自己唯一的岛的想像与外界之联结就此湮灭而悲。

小镇无事。

然后是陈水扁当选。

那年选举,岛上如战场,不过打的是自己人。后来才知道说不定从来不是自己人。国中週记上,每週抄着选举新闻,感觉岛又离自己近了一些。在电视前看陈水扁当选,内心不止的震动,觉得被解放。从哪解放,被谁解放,其实并不知道。陈水扁发表当选感言的同时,屋外传来鞭炮声,那一刻感觉自己真正活在这座岛上,与外面的世界一同跨过了旧时代。在一週感想写为台湾完成政党轮替感到光荣、开心云云。週记发下来,获得扁迷老师大大讚赏,眉批写了好几句,一时觉得自己真是大人,后来才明白不过是拙劣的模仿。

那是我对时代翻山而来搅乱小镇的最初回忆。

此后数年跑马灯过去,看着新闻上,随着八掌溪事件、唐飞辞职石头终于搬走、核四停建,陈水扁声望持续走低。三一九事件那天,在花莲高中上课时忽然传来别班的惊呼声,同学窃窃私语:总统中弹了。课堂间立刻打开电视,全校同学从来没有这幺认真过。回家途中,像走在悬崖边上,一路胆战心惊。霎时岛内一片肃杀。岛与孤岛再次连结。

后来北上读书,在岛的中心生活,逢寒暑假才回去。车程从四个小时缩短到两个小时多,普悠玛之功;车程缩短,家乡反而更远。其余,在读书与恋爱之余,不过是偶尔的轻轻的地震,震央花莲。在台北日子过得很轻,彷彿只是暂时悬挂在这。大学以半荒废的方式度过,有时在租赁的房子里晃蕩发呆,不禁会想这就是了吗?这就是当年那个花莲小子想与之联结的世界吗?想像岛的岁月变成回忆,或者说坐实了对岛的想像。读了一点书,认识了一些人,谈过几次无谓的恋爱。在台北读到杨牧的《奇莱前书》,写到太平洋战争末期的花莲,像是禁断的过往。读到七脚川溪日本时代曾有阿美族人武力抗警一事,在脑海中搜寻地点,竟是花莲旧家对面的大水沟。大学末期看陈水扁举起双手的手铐,看另一个总统上位,看佛佛灭。大小事虽在其中,总有种遥远的奇异感,觉得这一切与自己无关,看什幺事都淡然如有隔。后来想明白是因为有个地方叫故乡可以容身,说逃就逃,虽然抵达的车票很难买。

研究所以后,更少回乡。研究所念到这般地步无力回乡面对亲戚,遂以局外人的方式在台北重複日子。重複了几年,经历几次人生的崩盘边缘。惨到曾在半夜躺在罗斯福路上的公车亭哭,其实宿舍不过在几尺之外。现在回想那些日子都难以描述—太过无聊,连作为谈资的本钱都没有。后来的后来,岛上许多事都看似自然的参与其中。原来所处的时代是这个样子,对于坐实之后的岛,有好多不满,为何是这样,为何不是那样。有另一类人与我对岛的想像截然相反,妄想许多记忆从来都不算数。其实也没什幺,一座岛屿,各自意淫,彼此都觉得自己意淫得最纯情。

新建案、烟囱、标语布条、违法集会举牌,持续立于岛。

从前自小镇望出,在想像里,岛的样子是中央山脉与海岸山脉之间的天空,从小小的视野想像大大的岛—后来才知道岛也就这幺小。北上数年,渐渐开始改从岛望向山里的小镇。岛还是一样小,小镇已缩至模型般大小,不断在记忆里搬运镇景,想把它们摆在正确位置—瀑布,圆环,旧家,国中,以前最爱的玉里麵店,打过一天工的羊羹店—小镇太小,在记忆里统统挤成一块。几年前春节返乡,看花莲市街挂满大红灯笼,从火车站一路张灯结綵到吉安乡山边。友人说这是县长花莲王的政绩,增添年味,挺好的。街上玉石店林立,招牌一律恶俗的红底白字,都是专事陆客的店家。友人说花莲房价买不起啰,他在吉安乡文化十三街的房子涨了多少,还好是几年前买的云云,半是哀怨半是庆幸。庆丰村一排排新建透天厝,美轮美奂,但夜时总无光,遥遥与海岸山脉相望,像谁的墓碑。花莲与岛真是连成一气了,连岛民疯狂的黄色小鸭在鲤鱼潭也有複製版红番鸭。输人不输阵,大概就是这个道理。一台车一票人,抢滩七星潭;在故乡生活之必要是逃离观光客,友人说他都避开那些热门景点,哪里哪里也不能去啰。晃到市区自由街吃蛤仔煎,俗称沟仔尾的此处,老花莲的风月之地,住户挂满反拆迁的布条,友人又解惑似的说明沟仔尾要盖起来了,住了数十年的违建户不想走,据说还搞到以死相逼。既视感油然而生。友人接着说这时候该闪啦,不然晚点市区超塞,跨上机车绝尘而去。号称四大族群比例各佔四分之一、保留最大日本移民村的花莲,变成中国的複製城市,大约在此时。

走到中山路上,远望中央山脉,至少山还是山。

新建案、烟囱、标语布条、违法集会举牌,持续立于岛与花莲。

回到台北,生活务必认真,叫作故乡的地方已不能收容撤退者。去年三月也曾认真了一回,在人潮推挤中想起当年在玉里偷偷跑去参加的集会,那种想与世界产生联结的欲望。但我已经在这里了啊。然后又是选举,户籍迁到新北因此也能选择:要水牛伯还是2.0。投票的时候,总觉自己在假装,假装是在地人,假装自己有选择未来的可能。开票完台湾又不一样了,或者还是一样,没差,五十年后都不是自己的。手机响起,花莲友人打来,问说有无回去投票,支支吾吾难说出口投了但不在花莲,彷彿自己是叛徒。背景传来鞭炮声,猜是花莲王正庆祝继续当王,听不清对方说了些什幺,也没向他问起近况。

家乡现在是什幺样子,扫墓的时候就知道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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